从吴谢宇弑母案看中国家庭的文化缺失

白雪梅

吴谢宇已经认罪伏法，围绕着此案的纷纷扬扬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遗憾的是吴谢宇的杀人动机始终没有从本人嘴里吐露出来。他自己说母亲活得太辛苦，要为母亲解脱的这种说法应该完全是一种幌子，他的高智商为他自己竖立起的强大心理防御体系让外界很难找到突破口，他的真实动机被他永远掩盖下来，让世人不得而知。此案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力是震撼的，因为他突破了人伦的底线。这个极端案例当然是个别的，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造就这个个案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却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吴谢宇在准备回福州老家与他母亲见最后一面之前在北大接到他母亲最后一次电话的时候，他决心已定。每一个人其实都不知道另一个人真实的心理状态，当她母亲还沉侵在这种每天雷打不动，例行公事的电话问候的时候，电话那一头已经是罪恶在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弑母行动已经开始。在他母亲看来，这样的电话问候是母子之间的情感链接，是母慈子孝的最好展现，而在吴谢宇看来，这是母亲对自己的一种无时无刻的操控，和不胜其烦的干扰。他只有想办法永久地摆脱这样的难堪和痛苦。其实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看似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很多时候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很难有有效的沟通。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张爱玲是近年来影响华人文化圈的最重要作家之一。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就是真实地刻画了我们中国人人性的丑陋和扭曲，而她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直接揭示出家庭里的黑暗。不管是《金锁记》里变态的母亲、《多少恨》里不堪的父亲、《茉莉香片》里严酷压抑的家庭气氛，这些都一一打翻了几千年传统文化里母慈子孝，阖家欢乐的虚伪面具。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真实家庭生活的痛苦和无奈。说到中国家庭的黑暗，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专制性、功利性、单向度和封闭性。这也是造就吴谢宇走向绝路的家庭背景。

专制性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以孝道治天下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等级专制的社会形态。由于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忠孝观念，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也随之走向过分强调父权母权的专制模式。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天下没有无不是的父母；养育之恩大于天，一切的一切都在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子女只有绝对顺从和孝敬的义务。在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没有人格上的尊重，子女也被剥夺了很多权利，比如话语权。我们从小被告知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插嘴、吃饭不能说话等，实际上就是不让你说话。在吴谢宇的案例里，母亲对他有绝对的支配权，从小到大，他的任务就是读书，听话，以至于他连玩耍和交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就连过年过节，跟他同龄的小朋友都在放鞭炮，打游戏，成群结队地嬉戏玩闹，他却只能呆在家里学习。另一个专制家庭的案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请看下面的文字：

1937年，张爱玲17岁那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这一年，跟父亲离婚多年的母亲，从欧洲留学归来回到上海。张爱玲高兴坏了，跑去母亲那里住了两个礼拜。一回家，后母就问：“这几天去哪儿了？”张爱玲答：“我母亲那里。”后母脸色阴了：“怎不跟我说一声？”张爱玲答：“我跟父亲说过了。”后母一个大嘴巴甩过来：“你眼里还有我吗？”张爱玲本能的举手一挡。后母尖叫起来：“她打我！她打我！”然后抽大烟的父亲便冲下楼来，揪住张爱玲头发，就拳足交加，连声吼道：“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之后，张爱玲就被关了禁闭。被控制在张公馆一间空屋里，由巡警看管，不得出门。然后，张爱玲就得了严重痢疾，但父亲既不请医生，也不买药，张爱玲病了半年，差点死了。“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父亲与继母这样对她，要的无非是“永远的臣服”。

张爱玲最终走出了那个专制的封建家庭，头也不回。她后母甩给她的那一个嘴巴子，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

中国家庭的专制性在每一个中国家庭里或多或少都有体现，那就是父母的权威不容挑衅，子女只能听话顺从。越是贫穷，越是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越是专制。吴谢宇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收入也是中等水平，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应该比较开明豁达，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他的父母都是在贫穷中长大的苦寒子弟，在贫穷中长大的人很难改变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哪怕成年后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有很大改观。因为贫穷限制了你的生活圈子，让你在单一封闭的人际关系里难以发展出健全的人格和待人接物的灵活性。贫穷会让你过分压抑自己的欲望，让你觉得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贫穷的人或者心理贫穷的人会固守自己的思维并把他传给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人。贫穷又高自尊的人会特别的清高不理世事。吴谢宇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谢天琴拒绝了亲朋好友和学校的捐款，而正值年少的吴谢宇实际上是需要钱，有物质欲望的人，这为他们母子之间埋下了更深的矛盾。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没有不断的通过自我的学习和拓展来达到自我提升和知识的更新，那他的思维认知必定趋于固化。无论他看了多少书、行了多少路，都是在以前的知识体系里打转，很难再接受新的东西。这样固化、狭隘、偏执的思维定式在家庭生活里必然体现为专制。

心理学家武志红参加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节目谈到中国的父母，他说如果一个普通中国人想要过上一种当上皇帝和皇后的生活，他只需要生个孩子就行。只要有孩子在，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平时在外面窝窝囊囊，在家里就可以耀武扬威，说一不二。我们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对父权和母权加以限制。“天下没有无不是的父母”，这样的权力不对等必然导致家庭关系的裂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要么一辈子生活在压抑和扭曲中，要么和父母感情破裂，甚而走向极端。

功利性

养儿防老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是不是耳熟能详，耳朵都听起茧子了？每一个中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被赋予了他们的功能性，父母不是白生你，白养你的，你必须满足父母的心愿和期许。在这样功利的家庭氛围里面，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的爱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以爱的名义下把人工具化。在吴谢宇案里面，他的母亲谢天琴从小就对他严格要求，规定他学习成绩一定要名列前茅，并且在他父亲去世以后，更是绑定他，要他为自己争气。

人类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面对天灾人祸的不确定性，必须通过家庭和血缘关系捆绑来抵御风险。人们寄希望于子女在自己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来赡养自己，也寄希望有出息的子女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兴旺家族。父母和子女成为绑定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没有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没有个体在世俗功利以外发展的可能性。艺术家陈丹青说，中国人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和生存哲学，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面，必然导致我们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贫乏。

人类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以及当今的通讯信息时代，伴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不断拓展的是人的属性。人不再满足于吃喝拉撒的动物性生存，人活着也不只是完成传宗接代，兴家旺族的使命，人活着应该是可以探寻生命中生存以外的意义。生命是无数表达方式和经验的表现，不是绝对的预先设定和给予。人的经济性和世俗意义上的成败只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

王小波说：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生命是一场偶然，我在其中寻找因果。

单向度和封闭性

知识改变命运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可能是吴谢宇的母亲和大多数人的父母经常灌输给子女的观念，目的是让子女通过读书实现阶层的跃升，在他们眼里，没有其他的路径可循。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阶段，每个孩子的生活重心就是读书、考试、学习，一切兴趣爱好、课外活动都要让位于此。青春期的孩子会被不允许早恋，理由居然是早恋会影响学习。但是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将来生活得更好，为了将来有更好的保障？为了将来是不是就可以牺牲现在的快乐呢？一个孩子好好地玩耍，有机会发展兴趣爱好本身就是符合年龄阶段最好的成长模式，为什么要遏制这样的快乐呢？青春期的少年探寻最纯真的情感体验为什么就不能和学习同步进行呢？

中国人很容易在单向度的思维模式里面打转儿。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拿着红宝书群情激动地喊口号，政治是评判我们个人生活的唯一标准。一段时间中国人又成为全民经商、个个想发家致富的经济动物。中国式的家长更是单向度地对待自己的子女。吴谢宇说过他和母亲之间很难有除了学习以外的交流。有一次吴谢宇带一个同学回家一起写作业，结果被他的妈妈盘问那个同学的成绩，在班上的排名，结果她无情地对那个同学说，你不配和吴谢宇一起玩，然后那个同学扫兴地离开了他的家。友谊的小船还没有起航就被打翻。中国家长用简单的标准单向度地评判别人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伤害。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一起催婚催生，好像人的一生从出生就被他们设定好了，只要沿着他们指定的路线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升职升官，成为人上人，他们就能母凭子贵，父享子荣。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其他的路径可言。

单向度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缺陷，他把人压缩到一个扁平的没有延展性的单一维度里，忽略了人的多面性、可塑性和一个人在社会上发展必须具有的综合能力。从学校走出来踏进社会的人都知道，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它并不能保证你的成功，真正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打破常规模式，逆向而行的人。单向度必然导致封闭性，人会自动封闭在自己建构的单一世界里，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丰富多彩，多么的复杂多变，都已经和他们无关。这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封闭，他们只接触他们认可的有单一价值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在他们的鄙视范围或者被他们排斥。还有就是思想和认知的封闭，不再接受新的知识和观念。这些也导致了行为模式的封闭。在家庭教育里面就会出现“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应该听我的话，如何如何”等，总之在他们认可的范围内，对子女的人生进行指指点点。

世界是由复杂的事物构成的，而在这其中人是最复杂的存在。终其一生我们要了解人的复杂性，了解人一切的可能性，开发自己和他人的无限潜能，而不是把人固化在一个单一的模式里。

综上所述，这些是我对中国家庭文化的一些看法。中国家庭真正缺失的是爱的教育、对人的理解和平等意识。至于如何改进，让我们从每一个中国家庭走出来的人更加健康、健全，避免吴谢宇弑母的悲剧再次发生，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那就是：增强爱的教育；理解人的属性；建立平等意识。下面我会简单地诠释这几个方面来改进和弥补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文化缺失。

爱的教育

心理学家武志红在窦文涛《锵锵三人行》的节目里被窦文涛问道：“那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当然不是了。”，他的这句话打破了中国家庭文化的千年神话。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在父母的爱父母的恩情的底层逻辑里面尽忠尽孝，却忽略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爱不是本能的，爱是需要后天学习的。而我们中国人恰恰缺乏的是爱的教育。爱这个字在现代中国文化里并不陌生，还是一个高频率的字，让世界充满爱、爱的奉献、爱的代价、转角遇见爱等等等等，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对于爱的理解，我会给出下面的看法。

爱是接纳：爱是无条件的接纳，不管胖瘦美丑，智商高低，都不是不爱的理由。爱就是要接受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肯定每一个生命独有的生命价值。所以在爱的光照下，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拿来相互攀比的。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爱不能在功利的驱动下人为地为他人设定目标，也不能在“都是为了你好”这样主观的命定里去干涉和支配他人的生活。爱是接纳、是尊重、是欣赏是包容，是接受生命状态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爱就是要好好说话：爱就是要平等地对待他人。一切的居高临下，威胁、恐吓、训斥和无理由的责备都不是爱应该呈现的样子。爱就是要好好地沟通，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让每个人都活在没有恐惧的自由里。

人的属性

几千年来，由于儒家文化的专制性和封闭性导致了我们中国人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非常的模糊和局限。传统文化把我们限制在人就应该尽忠尽孝，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之上；等级观念又促使我们不断地攀升社会阶层，成为人上人；道德教化让我们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任何文化都有他的优势，也都有他的劣势。人类社会在发展到现代文明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属性被进一步地放大，人不再是满足于吃喝拉撒的动物性存在，而是在生存、世俗、功利之外有更大延展的空间和意义。

人是有尊严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奴隶的特征是媚上，没有尊严。帕斯卡尔说：“人既高贵又渺小，人因思想而高贵，高贵到知道自己渺小和高贵。人是自然界中脆弱的东西，所以他是一根芦苇，但他因为会思考，可以囊括宇宙，可以通向无穷，这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全部尊严。”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死亡就是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有自我意识，有意识就有尊严。一味地迎合他人，听话、媚上，顺从，都是没有尊严违背自我意识的体现。传统文化要求人的忠孝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至上而下更好的管理，但是却极大地压制了人性。这样的人性在每一个中国家庭里面也都是处处可见。我们每个人都被教导要听话，要顺从父母，到了青春期，稍微有点出格就会被贴上叛逆的标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我们被忽略的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如果我们理解了人的尊严，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就会拿捏好尺度，把守好人与人的边界，不管是父母与子女也好，还是在任何人际关系里，都会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人是有欲望的：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不可忽视的欲望和需求。正当的物质欲望、精神上的理解、情感上的慰藉以及生理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作为父母，应该为未成年人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娱乐玩耍、兴趣爱好上的开销都应该尽量满足。在现代社会，人不可能再做苦行僧，过清苦的生活，而是应该尽量融入社会，跟上时代的脉搏。人是社会动物，与人为伴，呼朋唤友都是正常的生活范畴。人到了青春期，由于荷尔蒙激素的增加，渴望与异性的接触，甚至有性的冲动都是不可避免的，家长不能谈性色变，把性看作很肮脏的行为，让孩子有一种罪恶感，这会增加父母和孩子间的隔阂。家庭应该是开放，宽松，无话不谈的精神家园，是每个人都渴望休息、停泊的港湾。而不是人为设定的禁忌地。

人是有权利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儿童是拥有完整自身权利的人，他们并非父母的归属品，也不是任何决定的被动接受者。该公约指出，在童年这一特殊且受保护的阶段，必须让儿童有尊严地成长、学习、玩耍、发展并成就自我。一个人从儿童开始就拥有发表意见，得到倾听并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儿童还具有免于暴力、剥削和虐待的权利。我们中国人要改善我们的国民性必须从了解每个人的权利开始。知道我们作为人应该如何地被人对待，把自己当人，才能把他人当人。一味的忍让、顺从都是不把自己当人看。对于子女，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私有财产，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父母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开发他们的潜力。

人性具有幽暗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亮，都有不可示人的阴暗面。再高大上的人都有幽暗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自私，都曾经嫉妒过他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负面情绪，也有无法控制的欲望。如果一味地强调正能量，一味地认同积极阳光而忽视人的幽暗性，就会陷入片面和虚伪。在人生的转型期和黑暗期，适当的堕落和颓废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是主动的，是自发的，是真实的，都是符合人性的。家长应该适当地和孩子讨论人性的幽暗性，讨论社会的阴暗面，让孩子对人性和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不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总之，我们一辈子都值得去探索人的全部意义。人肯定不是千人一面，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让其他人去复刻。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只有一个特定的路径让所有人去跟随。人应该像变形金钢一样可以无限折叠又无限延伸，生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善待人和善待生命才能建立好良好的家庭关系，让社会蓬发出活力。

平等意识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过于乐观，总觉得可以通过努力当上人上人，然后在人上人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对待不如自己的人以获得一种优越感。这是几千年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造成的社会现象，人只有通过向上的流动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的观念其实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人只有在平等的被尊重和被认可的基础上才能焕发出他的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只有每个人都有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质疑是人的基本权利，人可以质疑长辈，质疑权威，质疑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因为每个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从悲观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要经历痛苦，都要经历人生的死荫幽谷，最终走向死亡。奠定西方文明基础之一的基督教把世界的事物分成三个等级：动物、人、神。人高于动物，永远低于神。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都是无知无力的，也证明了我们都是平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上都有他们的不容易，每个人都是可怜之人，体恤他人就是体恤我们自己。

人与人之间需要对等的尊重。父母和子女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要有对等的尊重。被尊重而成长起来的子女会更加认可自己的社会价值并且善待他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底线是尊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是相互欣赏。父母能够欣赏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挖掘他们的潜力，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给予鼓励支持，而不是一味地贬低指责，就会建立更加和谐的亲子关系。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在新的时代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职业当然有收入待遇高低之分，不同的职业因为分工的不同又几乎决定了你的社会阶层。但是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工作和职业都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又会不断地被淘汰或者重新洗牌。大多数职业不可能具有终生制，看似旱涝保收的传统行业，突然有一天就被抛弃，被消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得不转行和另谋生路。看似捧着金饭碗的人，由于市场的竞争突然就被辞退以致失业。对待职业，新时代的人应该更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和适应社会的能力的综合性。当一个人抱着一个纸箱子从高档写字楼里走出来，一无所有地站在大街上，不应该自怨自艾、垂头丧气，而是立马去餐馆打工，送外卖或者摆地摊。老调的职业鄙视链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快速发展，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失业，没有人能够一劳永固，让自己一辈子稳稳当当地站在职业的高位。中国父母嘴里那些通过鄙视他人来教育孩子的口头禅不仅势力，也不合时宜。 比如：你不好好读书，就会去捡垃圾；你不用功，就找不到好工作之类。尊重所有人，尊重所有的职业，平等地对待他人是家庭教育里塑造有道德、有品质的人的基本要素。

吴谢宇的生命在这个社会上消失了，但是他带给这个社会的伤痛和影响不会随着他的肉体的消失而结束。吴谢宇的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吴谢宇的家庭也映照了每一个中国家庭。如何让悲剧不再发生，如何让每一个从中国家庭走出来的人更加自信、阳光、温暖、理性而有责任，是每一个中国人值得深思的问题。